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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记录片《末代叛乱犯》之前──独台会事件补记

作者: 2020-06-18收藏:216

1991年,一个看似遥远却其实很近的年代!那一年苹果公司推出了重量只有2.3公斤的PowerBook100宣示携带型笔电的年代正式来临;那一年地球环境会议在东京举行,呼吁全球重视威胁人类未来的环境问题;那一年发生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了第一次的波斯湾战争;那一年华沙公约集团解散,庞大的苏联政权在年底正式的解体⋯⋯

而岛国台湾,却在该年的5月9日发生了一件只因为阅读史明先生所着作的《台湾人四百年史》一书,并协助製作、散发相关文宣就被KMT调查局闯入清大校园,逮捕在学研究生廖伟程以及校外人士陈正然,王秀惠,与林银福等四人的「独台会事件」。

写在记录片《末代叛乱犯》之前──独台会事件补记

这场与时代精神相违背的逮捕事件引发了台湾在1990年代初期第二波的大型学生运动(台北车站佔领行动)与社会运动(刑法一百条的废除运动),最后以废除动员戡乱时期所制订的《惩治叛乱条例》,以及修定刑法100条,独台会四名被告改判免诉而告终。

不过许多人可能有所不知的是,这场从台北车站佔领行动到后来成功的汇聚强大民意迫使当局最后不得不同意交保释放廖伟程等四人的过程,其实还是从一场重返中正庙进行抗议的行动开始的,只是这场行动在发起没多久后就被KMT的宪警成功的驱离!

话说,当1991年5月9日(星期四)廖伟程等四人被依《惩治叛乱条例》逮捕的消息一传出后,各校的学运社团马上就开使始进行串联抗议的行动,并做出了重返中正庙这个地点的决定!但是由于需要时间串联与动员各校的同学,因此我们将抗议的日期订在5月12日星期日,也是当年的母亲节!这个日期订下来后,大家便开始各自动员,但经过了前一年的野百合学运后,情治单位显然在各校园内进行了更多的渗透,再加上我们许多人怀疑家中的电话已遭窃听,因此只能改用最原始的方法来动员,也就是分头骑着喔都卖各自去通知可信任的学运伙伴来参与行动!在那个没有手机只有BBCall的年代,这当然是个很缺乏效率的动员方式,所以5月12日当大家在约好的时间集结在中正庙里国家戏剧院的台阶上时,学生与老师的人数其实是有些少得可怜(应该不到百位吧,哪位老骨头记得清楚的话请帮我修正一下),不过人数少不是问题,试问那一场社会运动不是从小猫两三只开始而后捲起千堆万堆雪的?我们那时心里想的是,只要基于公义,诉求清晰,以当时台湾骚动的社会氛围,只要运动可以撑得下去,不怕没有办法号召更多的学生与民众来响应!

写在记录片《末代叛乱犯》之前──独台会事件补记

情治单位当然也知道这个火苗必须趁微小时就扑灭的道理,所以他们早已从特殊管道那取得消息,并在中正庙四週做好了埋伏,要对我们这群「闹事份子」在当天来ㄧ场瓮中捉鳖!

我仍记得那是一个有着和煦阳光的母亲节上午,中正庙的广场上有不少携老扶幼的民众与观光客,包括一群正在广场上举办母亲节园游会的团体!当我们一群人站妥在国家戏剧院的台阶上,拉开布条,打开大声公开始呼喊口号不久时,远远就看到一群持长棍的宪兵与持短棍的保警随着数台警车与警备巴士,从中山南路门口鱼贯地进入中正庙的广场!然后开始喝令民众与游客立即离开广场!我站在国家戏剧院最上头的阶梯往下看到有位来参加游园会的小女孩,被妈妈拉着手催促着匆忙离开时,她望着我们这群大哥哥大姐姐脸上所露出的那份疑惑又不甘愿的眼神,当下的我只觉得这一切都显得无比的不真实!台湾究竟是什幺样的一个国家,宪警竟然可以如此随意地驱赶人民,强迫取消人民的活动,只为了不想让人们看到国家机器将如何地对一小群抗议学生所採取的驱离行动?

在半小时不到的时间内,宪警的清场动作就差不多将整个中正庙内原有的群众全赶出去了。在这段时间内就算有记者闻讯想要进来报导也都被挡在中正庙园区之外。警方接着登上戏剧院的阶梯来对我们举牌警告,我们也开始相互靠拢坐下,手紧勾着手,準备面对接下来的强制驱离!若说那时候心里不紧张、不害怕其实是骗人的,因为这场抗议毕竟不像一年前的野百合学运所抗议的万年国代,与要求国会全面改选那般广受社会各阶层民意的了解与支持!

独台会事件基本上所触及的是KMT执政当局内的保守派最无法忍受的台湾独立议题,因此我们并不会被视为一群怀抱着忧国忧民情操的大学生,而是被明确清楚的定位成台独叛乱者的同路人!须知当时KMT调查局抓了廖伟程等四人后,乃计画以当时的刑法第一百条所定义的的内乱罪来进行起诉,而这个内乱罪的罚则是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与首谋的无期徒刑!甚至官方还欲以《惩治叛乱条例》扩大解释其罪可判处唯一死刑!

不过紧张也能激发年轻人的肾上腺素,我们人数虽少却也是用尽力气,声嘶力竭的吶喊着口号,在数波肢体的挣扎与反抗下,最后才被优势的警力一一强制抬上了警备巴士!

在警备巴士里,我惊讶地发现车内的闭路电视萤幕里,播放的竟然是三年前520农民运动中警民冲突的影片,也难怪站在我身旁巴士内中央走道上执行戒护的保警,脸上对我露出一副冷酷与轻蔑的表情!原来政府是用这种方式对维持社会秩序的保警洗脑,灌输他们仇恨的意识,好让这些保警先入为主的认为他们要执法的对象是一群暴民,而不是像他们一样的同胞!

写在记录片《末代叛乱犯》之前──独台会事件补记

巴士启动后我撇开了头离开保警仇视的目光,向右转头透过焊上了铁丝网的车窗向外看,由于不晓得将会被载往何处,因此我以贪婪的目光注视着车窗外熟悉的台北街景,希望能将这个我成长的城市好好的印记在脑海里!

不过出乎我们的意外,巴士在市区内绕了好一阵子后,最后只将我们载去了一个荒凉的户外停车场后便命令我们下车,同时在下车时安排一台摄影机在车门处对我们每一位同学进行仔细的拍摄录影!时至今日我依然很好奇这个将学生载往他处丢包的指令是来自于谁?看来KMT的政府内必然是有一股同情学生的力量在与KMT的保守派角力,否则宪警当日大可将我们这一群学生载去任何地方集体收押!KMT政府内这股同情学生的力量显然是来自以李登辉为首的台派人士,我认为他们也许无能力在第一时间阻止KMT保守势力闯入校园里胡乱抓人,但他们会想办法给我们这群抗议者一个抗议的空间与机会,好能藉由外部民意的力量来帮助李登辉对当时这个保守的党国体制,进行民主化的转型工程!

既然这幺就释放了我们,于是我们在当天下午便陆续地返回中正庙现场,不过数百名的宪警已经将中正庙彻底的封锁,我们只能聚集在大门对面的国家图书馆思索下一步的抗议与声援行动倒底该如何进行?

当然这一天下来也够刺激了,所以当天同学们也无法做出甚幺结论,最后晚上解散各自回家,养精蓄锐后再做打算!

隔天跨校的学运团体马上聚集讨论,因为救人为当务之急,所以我们一定要持续有大动作,回不了中正庙这样也好,中正庙本来就不是一个最适合向政府施压的地点,在那里进行抗议其实对政府来说根本不痛不养,于是大伙就开始讨论有哪一个替代的好地点,这个地点必须要能日夜持续的聚集抗议人潮,所以会影响交通的马路街道便不列入考虑!几个政府机构一一被拿出来当做目标讨论。最后不记得是谁提到了台北车站这个地点,大家都觉得真是神来一笔,当时才刚落成两年的新台北车站有着偌大的室内空间,它也是南北旅客来往的中枢,交通的枢纽自然也就是资讯散布的枢纽,在那个还没有网际网路以及政府依然严格控制所有媒体的时代,我们的确很需要一个方便让人们将行动讯息散布出去的好方法!在台北车站进行抗议,来往的旅客自然会将我们这场行动的消息与动态散播出去,宪警要在这个地方明目张胆的揍人也不太可能,政府想全面封锁车站的社会成本也会非常高昂。而另一个始料未及的优点是对稍后来自中南部大专院校一波波的北上援军来说,这个地点根本就是佛心来的体贴啊!

当然我们心照不宣的都同意的是,这个地点比一年前在户外风餐露宿的中正庙广场舒适太多了。物资组只需要替大家準备好睡袋即可,如厕,饮水与灯光等基本问题都已迎刃而解,乾净的车站地板不论是躺在上头睡觉,围坐成一圈进行小组讨论,或是趴着画製海报都非常理想。

接下来的发展大至就如同维基百科上的条目与记录片《末代叛乱犯》上所叙述的,从5月15日起我们在台北车站总共待了六天五夜。5月17日立法院即三读通过废除了《惩治叛乱条例》,而廖伟程、陈正然等四人也因此能获得交保释放。最后我们在5月20日撤离台北车站时与学界和各社运团体共同在台北市区发起了一场反政治迫害的大游行。

写在记录片《末代叛乱犯》之前──独台会事件补记

做为一位90年代学运的积极参与者,我其实真正想说的是,一个社会的进步(与退步)其实常常是由少数人出来带头驱动,再由众人呼应与仿效而造成。所以今天的青年世代朋友请绝对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国家自己救」这句话不是口号,而是再也真切不过的一个简单道理。

同样的,放眼古今中外,学生运动不仅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象徵,它更是一个社会良心的集体展现。它是社会上用来对抗阶级,对抗独裁与失能政府的一股核心力量。我们切勿妄自菲薄,也无须自以为是。请切记唯有参与加上行动,才能带来改变的可能。

此外,当年各校的学运干部,除了现在于学术界与NGO工作的人之外,有许多人现在都已经是DPP各级民意代表与地方执政县市的首长,有些人甚至是未来可能成为总统的小英身旁的核心幕僚。写出这段往事乃是希望在掌握权力的顶点时切莫忘初衷!因为这样的人生经验是你们的对手KMT的政客们所没有的,而这也应该永远成为你们与他们最大的不同之处。唯有牢记这样的年轻岁月才能让你们最终成为台湾所需要的政治家。

更要请你们记得,即使今日的对手从KMT换成了中国共产党,你们仍要坚持捍卫台湾人民追求独立的自由与权利,就如同当年我们一起声援独台会事件一样。从庙堂到车站,从国会到政院,从校园到街头,无论运动的场域为何,物换星移,运动者的脸庞何其美丽,运动的初衷永远动人!